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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之殇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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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之殇与思

 

陈曦/文

图片来源:“美术文化周刊”微信公众号
 

 

作为国家纪念物的巴黎圣母院

  

 

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的遗产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中,反对宗教、封建王朝的呼声鼓动民众破坏带有基督教和王权痕迹的建筑、雕塑、绘画、书籍等珍贵的古物;另一方面,革命诞生了共和、集体利益的认识,“共和”与“公民”的关系取代了传统宗教、贵族、封建的文化体系。它将宗教的集体记忆转化为了国家的文化记忆,国家的遗产都是全民共有的财产。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作为现代的公共机构取代了教堂、宫殿和修道院。艺术不再为王权服务,文化政策也开始演化为公民政治文化的拓展。大革命的十年,重新确立了法国文化特殊性的基础,并在保护和毁坏遗存艺术品的争辩中,诞生了“民族文化遗产”这一概念。

 

虽然大革命造成了废墟,但法国是第一个将国家纪念物的保护置于国家体系内的欧洲国家。“文物”(historic monument)的概念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法国政治家基佐在这一时期设立了文物建筑总监一职,并成立了文物建筑委员会。无论是复辟的波旁王朝还是共和政府,在建构法兰西历史叙述中都体现着强烈的国家化诉求,代表这一愿望的是后续一系列遗产保护机构的设立。曾经被视作“平等对立面”的巴黎圣母院也在这一时期被列入了文物名单中。

 

19世纪修复前后的巴黎圣母院立面。图片来源:“美术文化周刊”微信公众号

 

巴黎圣母院在19世纪的修复

 

法国大革命将巴黎圣母院几乎摧毁,所有封建制度的象征都被毁掉,包括立面侧柱上的雕像、君王走廊的群雕等。七月王朝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者们开始真正地实施修复工程。

 

1842年,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的竞标结果公布,修复圣礼拜堂时的协助费里克斯·杜班的让·拉苏斯和刚刚30岁却已经负责维孜莱教堂修复的建筑师、修复师维奥莱特·勒·杜克赢得了合同。修复工作从1844年4月20日开始,直到1864年5月31日结束。在他们的中标方案中,拉苏斯和维奥莱特·勒·杜克都认为巴黎圣母院是一座类似凯旋门的丰碑,因此不能用保守的标准来修复它,否则只会留下一片废墟,圣母院是一座需要保留实际和象征功能的建筑,因此修复建筑师就不得不将其恢复到昔日的辉煌。

 

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因为雨果的著作,圣母院成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象征,对其修复也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雨果认为“哥特教堂是一种自由表达的表现”,这种想法深刻地影响了维奥莱特·勒·杜克;第二,一直笼罩在古典主义光芒下的中世纪风格开始成为了法国民族精神的真实表达;第三,巴黎,尤其圣母院是过激的革命之后宗教再生的象征,教士们希望将革命时期被破坏的相关部分修复;第四是教堂自身所具有的教育作用,“修复后的建筑是一座博物馆,富藏了艺术的历史”,同时也是修复工作的样本;第五是美学上的考虑,维奥莱特·勒·杜克强调,12世纪的建筑师非常关注立面的立体视觉效果,而不仅仅将其当作一个平面来设计。因此,没有雕像、山花和装饰的圣母院缺乏美学价值,也与历史状况不符。这样就可以理解维奥莱特·勒·杜克为何不是仅仅加固这个教堂,而是尽可能地去修复它。

 

我们看到,维奥莱特·勒·杜克像同时代的建筑大师一样,对历史建筑进行了仔细地测绘和研究,他从历史研究、结构加固、建筑设计几个方面来考虑对圣母院的修复,基本上全面地覆盖了修复一座老建筑所需的各种因素,也体现了修复中的合理性。99彩票平台在线注册但是,他所接受的“哥特建筑乃自由之表达”思想,使得他的修复必然是偏主观的,这从他增高塔尖和修复君王像都可以看出。维奥莱特·勒·杜克一直坚持建筑遗产的修复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艺术,而是服从那些业已消失的艺术,从而恢复和延续建造之初的理念。

 

灾后重建的伦理

 

对于刚刚遭受火灾的巴黎圣母院如何维修,法国总统在讲话中指出,必须重建圣母院受损的屋面和尖塔。在遗产保护的语境中,重建一般很难界定为保护的措施,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重建同样会被认为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将一切重建工程都视作“假古董”来批判无疑是片面的。对建筑进行复建是一个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学家常青指出的:“当建筑遗产全部或大部损毁后,是保留废墟还是进行修复,应视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定。大部损毁就意味着标本价值已大大降低,其所含历史信息已大部消失。但若内在的记忆价值或象征价值依然存在,经过缜密论证,如确有必要,又有充分的图像和文字材料佐证,对某些特殊对象而言,似可考虑原址原貌复建的可能性。实际上,当代关于建筑遗产损毁后的复建问题比较普遍,如二战后伦敦、柏林、华沙等欧洲城市的重要历史建筑,大都是在废墟中复原重建的,这与既无历史价值又无复原依据的假古董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德国歌德故居的重建就说明了民众对于重建的渴望。它在1944年的空袭中完全被摧毁,用法兰克福人们的话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接受这样的破坏就意味着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这些建筑被视为是他们的本质。”它的重建从1947年开始启动,1951年完成。重建后的歌德故居与还处于废墟的周边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代历史学家罗温索指出,维持和修复一个战时被大规模破坏或是快速发展中的历史环境会给人们带来安定的感觉,熟悉的环境比较容易给人们提供清晰的自我定位,免除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因此,尽管很多当地人在战后的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重建历史和文化古迹依然获得了极大的支持。

 

历史的准确性有时候并不是使人们获得共鸣的根本原因,相反,可以被感知的关系才是关键。因为“建筑的意义和风格存在于人们对它的解释上,而不是一个固有的物理特征。”可以想象,在最近不断被难民、“黄马甲”运动、经济衰退等问题困扰的欧洲,重建巴黎圣母院一定会成为重新强化法兰西精神的一种手段。

 

(作者系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历史建筑与遗产保护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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